守正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之路

摘要：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因各国国情不同，现代化道路没有普适模式。

文章从指导理论、基本目标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演进路径。

从指导理论看，“守正”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基本目标看，“守正”是始终重视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是目标更全面、更多元，追求“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西方国家追求的单一物质目标。从实践路径看，“守正”是始终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创新”是探索出了“从温饱到全面小康，从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渐进式演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以“守正创新”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和借鉴现代化先行国家经验，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立足于中国国情形成的显著特色和文化底蕴[1]。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守正创新”。“守正”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创新”是对事物有新的认识和创造，立足于本国国情，实事求是，学习和借鉴但不盲目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各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来的共同客观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领导中国人民以举世瞩目的伟大发展成就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中国也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和学习者跃升为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者和引领者。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守正创新的演进历程，总结成功经验，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可以丰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共同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

一、指导理论的守正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守正所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持续推进[2]。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浪潮和现代化理论发轫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说明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西方国家在各自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既呈现出共同的规律，也探索出了差异化的模式，这些现代化理论和经验是可供中国学习和借鉴的。虽然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在创造物质财富、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开辟世界市场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仍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与以往的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出巨大优势，西方国家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向其学习与效仿。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早期对现代化的探索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国家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中国也被动开启了模仿式的现代化转型[2]。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多是属于“全盘西化”的模式，且均以失败告终，但它开启了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来看，它们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和设计同样是具有差异化的，是充分考量各国具体国情的结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先后被动地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探索和尝试，但由于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干扰，结果是屡遭挫折、成效甚微，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国家对现代化模式选择的论断，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与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有益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不能盲目照搬。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正轨，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探索和模式创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创新现代化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从来就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个别结论的简单照搬，而是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秉承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原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高度认可工业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价值，“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还属于典型的落后农业国，面对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工业，工业落后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发展工业是当务之急。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即“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日益暴露出来的明显弊端，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模式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6]，尽快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设计从一开始就秉承了守正创新的原则，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1964年，基于对当时的国情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综合研判，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7]，这是党中央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四个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雏形，成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的宏伟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尽管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经历了一些挫折，走了一段弯路，但也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1950—197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高达13.5%，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使新中国得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独立。这一段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为中国后期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定了守正创新的发展基调。

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洞察世界局势和科学研判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决定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8]。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决定着国家命运，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味照搬欧美或苏联等他国模式，需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大突破，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此后，从党的十五大一直到党的十七大，都延续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建设目标。伴随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的接续推进，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0]。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全国人民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代化新征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协调发展的现代化[11]。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正式的系统阐述[12]。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收和借鉴他国有益实践经验，立足于中国国情，逐步形成与成熟起来的非西方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理论体系。

二、基本目标的守正与创新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单维度地追求资本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13]，往往忽略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偏离了现代化的应有目标。经济现代化是西方现代化追求的核心目标，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同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追求[14]，但不是唯一的目标，也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发展只是其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仁人志士也曾全力探求富民强国的现代化之路，探寻如何摆脱积贫积弱的被动挨打局面，其核心便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首先追求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探索之所以均告失败，根源在于当时提出的各类现代化方案多是简单粗暴的“拿来主义”，全盘照抄，没有实事求是地设定符合中国国情、凝聚人心、激励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现代化目标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建设现代化国家，并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发展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仍以工业化为中心。事实上，以工业化为发展目标在当时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15]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奠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基调的重要经济思想[16]，指引中国朝着正确的目标走上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从[江泽民]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也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中国从未舍弃过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点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规律相一致的。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更多元、更科学、更符合人民的需要，更契合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并联式、多维度现代化目标设计思路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每一个阶段[8]。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中国全面落后的实际背景下，针对经济发展目标的选择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7]。随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内容[18]。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多维性。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进一步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9]。邓小平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依托，说明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已经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目标逻辑，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意味着中国式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被同时赋予了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的发展目标。

2001年，在邓小平“两个文明”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江泽民又创新性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体系中加入了“政治文明”[20]，这既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发展目标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也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紧密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成为中国在制定现代化发展目标时的重点考量因素[21]。2006年，胡锦涛倡导全社会要遵循基本道德规范，这意味着建设社会文明被中央提升至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目标的理解和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拓展[22]。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时的关注范围，由邓小平时期的“人与物”的辩证关系，扩展到江泽民时期的“人与人”的辩证关系，现在又进一步扩展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呈现出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逐步扩展的演进特征。自党的十七大开始，“五个文明”建设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目标，“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守正创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宝贵经验。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五个文明”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五个文明”协调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的单一物质文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目标和发展目的维度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伟大超越[23]。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是在农业社会基础上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典型代表。没有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在农村。中国在早期现代化探索中曾长期侧重城镇地区，2013年，在对中国农村的具体贫困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4]。2020年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如期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式目标与设定思路是正确合理、科学高效的。脱贫不是终点，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目标。为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领域的短板问题，实现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本质特征。

三、实践路径的守正与创新

新中国属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追赶者，落后了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整整一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分阶段有步骤渐进式推进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宝贵的历史经验。秉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的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按“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和“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两条实践路径，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地不断拓展、提升，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并联式”、多维度现代化实践路径。

自工业革命开始，工业便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2]。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了成功的工业化进程[25]。自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将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凝聚一切力量，逐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期，由于基础薄弱，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工业化道路探索过程中，虽然必需的工业基础得以建立，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生产力释放受阻、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和商业发展滞后、分配效率低下等问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缺乏满足感和获得感，这有违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特征，其发展战略亟须调整。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模式，如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开启“三线”建设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单一的重工业化逐步发展为“四个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基于对中国前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的深刻总结和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6]。“小康”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向往的理想社会状态，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伟大创造[2]。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为“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摆脱了西方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路径，走上了生产与生活协调发展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中国开始尝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协调发展”和“渐进式改革”也成了后期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主基调。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到1987年，中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迈向小康。基于这一国情，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2]中国以“远粗近细”为典型特征的“二步走”“三步走”发展战略规划思想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规划思想以数十年为跨度进行长远谋划，根据发展实际制定阶段性任务目标。立足长远，分步骤实施，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推进，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创新经验之一，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展，提出从21世纪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其目标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小康”，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了新阶段。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需要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需要加快精神文明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等，“全面小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认知的深化和发展目标的升级。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小康社会的内涵深化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27]。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仅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内涵的深刻变化。“建设”侧重过程，而“建成”则侧重结果[27]。从这一重大转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标志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增加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体现了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在综合研判中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变化，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大战略调整，这既是对西方“外向型”现代化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一次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8]从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变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意义重大。“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心在“现代化”，“中国式”是定语，强调的是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目的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在“中国式”，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道路自信，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追随者，而是已经实现了超越，成为并列式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侧重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逐步过渡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且生命力强大的现代化均衡发展模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升华。中国式现代化“从温饱到全面小康、从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渐进式演进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远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创造性贡献。

中国没有选择西方发达国家以侵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现代化老路，而是始终秉持平等、和平、共赢、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了一条以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新道路，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所涉及的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29]，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不同时期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而且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带领中国人民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最可行的，也是最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更是值得且需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创新发展的道路。现代化是世界各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各国都有自由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权利[14]。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立足于本国国情、坚持守正创新，独立自主地探索出的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体现，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经验借鉴和选择参考。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成功的探索实践证明了：一个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即便不完全具备实施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所需的必要条件，但只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特色现代化道路，科学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并持之以恒地推进，也同样能够后来者居上实现现代化。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帮助其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探索与构建，不仅有益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而且对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向都将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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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玉坤（1978—），男，山东寿光人，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与后续帮扶措施研究”（21BMZ030）；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宅基地转型不平衡不充分性及驱动机制研究”（2022SJL09YB）

文章来源：《改革与战略》2023年第1期第2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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